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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系處理法律規則
發布時間:2020-02-20 16:22 星期四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防控期間勞動關系處理的法律規則,一要遵守法治原則;二要從“穩就業”“保民生”的大局出發;三要著眼長遠,對制度、機制短板盡早未雨綢繆,予以完善

□ 肖 竹

新冠肺炎疫情給全國企事業單位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產生了巨大沖擊,對勞動關系運行也造成了嚴重影響。國家和地方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部門針對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系的處理問題,緊急出臺系列文件是必要之舉,但由于上位勞動立法并未對突發事件中的勞動關系特殊調整機制作出明確規定,導致在疫情的防控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缺乏一致性、連貫性,對既有法律規則的認識與解釋產生矛盾,一定程度上給實踐造成了困擾,并給疫后重建可預期的大量勞動爭議的處理帶來挑戰。因此,亟待對相關政策予以清理、統一、規范和完善。

在筆者看來,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有:第一,國家與地方、各地之間規范不一致。比如,被隔離人員隔離期間工資待遇問題。人社部“[2020]5號文”參照傳染病防治法第41條,對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觸者、因政府實施隔離等緊急措施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職工這“四類主體”,規定企業應當支付職工被隔離期間的工作報酬。人社部“[2020]8號文”規定對上述職工要指導企業按正常勞動支付其工資。各地先后出臺的政策中部分省份與“[2020]5號文”表述一致,但亦有“視同正常勞動并支付其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按正常出勤支付工資”“按勞動合同約定全額支付職工的工資報酬”等表述,而實踐中上述表述下“工資”的具體范疇并不相同,特別是是否包括績效工資、獎金、津貼等浮動工資極易產生爭議。

第二,規則不明確、相沖突。國務院辦公廳1月26日發布的《關于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中,對延長至2月2日的假期性質并未明確。人社部“[2020]11號文”將感染新冠肺炎或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認定為工傷、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主體,作出“在新冠肺炎預防和救治工作中履行工作職責的醫護及相關工作人員”的限定,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工傷與非工傷職工治療期的工資福利待遇存在明顯差異,人社部“[2020]5號文”只是從疫情防控出發,并沒有對感染新冠肺炎患者作是否為工傷的區分,統一要求向其支付工資報酬。

第三,規則缺失。由于各地復工時間不同,受“封城”等隔離管控措施的影響不能按時返崗職工的用工關系和工資待遇問題,目前沒有統一的政策措施。此外,某些地區為了防控需要,任意擴大甚至有針對性地設置防控對象,禁止其重返崗位或者求職應聘,已經構成了對部分勞動者的歧視,但就業促進法對此類就業歧視并未有具體規范。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強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

防控期間勞動關系處理的法律規則,一要遵守法治原則,尊重法律、符合法理、盡可能統一規則,化解大規模勞動爭議風險;二要從“穩就業”“保民生”的大局出發,既要平衡企業實際困難和職工基本權益,政府也需承擔責任,強調“勞資政”三方共克時艱;三要著眼長遠,對制度、機制短板盡早未雨綢繆,予以完善。筆者的具體建議是:

其一,由國務院對目前疫情防控勞動關系處理做統一規范。

針對目前規范不一致、不明確、不完善的問題,建議由國務院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就人社部已發布通知意見統一轉發或另予規定,以提升其效力,需要重點明確下列問題:

一是對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觸者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等措施的企業職工這“四類主體”,在被隔離、醫學觀察和因被采取隔離等措施而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期間的工資待遇作出細化規定。比如,基于此期間勞動者沒有提供勞動,以及企業亦屬于承擔防控社會責任、成本不宜過高的考慮,企業支付的“工作報酬”應明確為勞動者基本工資或勞動合同約定的固定工資,但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隔離治療期、醫學觀察期期滿或者政府采取的緊急措施結束,職工仍需停止工作進行治療的,按照國家規定享有醫療期,醫療期期限和工資待遇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被認定為工傷的新冠肺炎患者,其工資福利待遇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33條的規定處理;不能認定為工傷的新冠肺炎患者,其工資報酬標準按照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處理。

二是明確國辦通知延長的假期屬于休息日而非法定節假日;明確將各地文件中的“延遲復工”界定為傳染病防治法第42條規定的“停工”期,而非假期或休息日,對此期間企業如何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具有自主權。

三是對任意擴大、針對性設置防控對象的就業歧視行為,予以明令禁止,并規定相應法律責任。

其二,細化企業減負規則,鼓勵企業不裁員、少裁員。

社會保險法、《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企業年金辦法》《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均對發生不可抗力時,社會保險、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緩繳、免繳,企業年金方案的終止,與企業經營困難時降低公積金繳存比例或者緩繳作出原則性規定,建議相關部門針對此次疫情,出臺統一細化規范,指導各地執行上述減負措施,對依法需要經本單位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工會討論通過的,聯合工會組織出臺具體指導性意見,通過集體協商與企業達成不裁員、少裁員的協議。

其三,完善法律不足、補齊機制短板。

首先,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中勞動關系應急與特殊調整法律制度。完善疫情防控中勞動關系處理規范制定的程序與效力規則,包括各級政府機關有權調整事項、發文效力等級與適用規則;完善疫情防控中勞動成本與風險分擔規則,明確與建立隔離期、停工期勞動者工資報酬與待遇的企業支付、政府直接補貼,與失業保險給付的特殊規則;建立疫情防控中勞動關系調整在工資、工時、休息休假、工傷認定、社保繳納、爭議時效、就業歧視上的特殊規則;完善企業應對社會風險的靈活用工機制。

其次,補齊集體協商、三方機制短板,發揮應有協商協調機制作用。重大疫情防控具有緊急突發、形勢多變、缺乏預期的特點,除一般剛性法律調整外,對社會風險的承擔天然需要勞資雙方就工作方式、時間、休息休假安排、工資給付等根據企業實際進行個性化民主協商;需要各級“勞資政”三方結合地區實際出臺用工規范,方能合理平衡“勞資政”三方權益與責任,共克時艱、共渡難關。建議疫后重建應進一步加強集體協商與三方機制的制度完善,著力推動集體協商實效化、三方機制實體化。(作者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應急管理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研究員)

責任編輯:梁成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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