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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禁食野生動物范圍全面加強管控
發布時間:2020-02-18 14:37 星期二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革除“吃野味”陋習野生動物保護法怎么修專家建議


擴大禁食野生動物范圍全面加強管控

一場疫情,讓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話題重回公眾視野。為盡快補齊現行法律制度涉及疫情防控工作的短板,立法機關已經開始行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主任王瑞賀在2月10日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已經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工作,擬將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增加列入常委會今年的立法工作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在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范圍調整上,地方人大常委會已經先行一步。


2月14日上午,天津市十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決定》,明確了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范圍,并明確實行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名錄管理制度。


如何確定野生動物的禁食范圍,是否有必要全面叫停“野味”產業等成為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過程中的焦點話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進湖北省委會主委周洪宇在2月17日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建議,在對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修改時,應當進一步擴大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范圍,加強對野生動物交易、利用的管控,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去對待野生動物,從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野外生長動物都應納入規制


近日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搜索大數據報告》顯示,在過去近10年里,穿山甲和豪豬是人們最為關注的“野味”,占比近五成。


盡管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規定禁食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但這并沒有擋住一些人對于“野味”的追求。一個重要原因是,并非所有野生動物都是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對象——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


在周洪宇看來,野生動物保護法對于野生動物內涵的限定太過狹窄,以野生動物對人類的價值為判斷標準,并不合理,“野生動物是一個生態圈,即使對人類沒有價值的野生動物,也會影響人類,也會影響對人類有價值的野生動物,放任不管的話,不利于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啟臻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對禁食野生動物的保護范圍過窄,不足以維護公共衛生安全。“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都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必須擴大禁食野生動物范圍。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劉長秋指出,在立法上擴大禁食野生動物的范圍有著多重意義,不僅是預防和杜絕因濫食野生動物導致發生公共衛生危機和生物安全問題的需要,也是對人類自身文明的一種保障和呵護,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和對自然的敬畏,是加強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


野生動物的禁食范圍,擴大到何種程度較為合適?


周洪宇指出,應當擴展野生動物的內涵,只要是野外生長的都應納入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制范圍。因此,建議將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條第二款修改為“本法所稱野生動物,是指野外生長、非人工繁育的陸生動物和水生動物。國家注重保護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


周洪宇說,給予野生動物以特殊的保護需要耗費資源和經費,因此可以對野生動物予以分類,對其中珍貴、瀕危、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野生動物給予高規格的保護。而對于非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也不能放任不管,須知禁止違法捕獵、交易和利用就是一種保護。


劉長秋認為,對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無論是獵捕的還是馴養的,絕對禁食。對于蝙蝠、蟑螂、鼠類、蛇等含有危害人體健康甚至可能帶來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的動物,也應堅決禁食,可以考慮運用刑法手段規制。而對于一般野生動物,則應當堅持禁食為原則、利用為例外,提倡不食,但要加強種群監測,一旦發生物種激增危及生態安全問題,則可以允許特定單位與人員獵捕。同時,國家應當制定允許食用的野生動物清單,最大可能縮減列入清單的野生動物的范圍。


應當永久叫停“野味產業”


食用野生動物風險很大,但“野味產業”依然規模龐大。


北京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張立指出,很多市場上所見的“野味”物種并不在保護名錄里,很多商家持有“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這就使得執法非常困難。


張立說,任何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的行為都會增加人跟動物的密切接觸,都會增加公共健康風險,這種代價絕不是一個野生動物產業可以承擔的。受到貿易和需求的持續威脅,當前野生動物的整體生存狀況并不樂觀,繼續允許以逐利為目的的商業利用,只會加劇危機。


“2003年‘非典’事件發生后,就應當永久叫停‘野味產業’。此次疫情再次告訴我們,該如何在‘野味產業’和國民健康之間作出選擇。”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岳說。


王岳建議,應當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明確作出規定,嚴格禁止商業利用為目的的馴養繁殖活動,僅允許以科研、保護為目的進行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并盡早建立商業性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行業及經營主體的退出機制。同時,將以科研、保護為目的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活動納入行政許可,加強事后監管。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孫全輝建議,對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實行全面禁貿,因為從疫病防控的角度,野生的和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都可以傳播病毒,都會帶來公共衛生的風險。當然,短期內野生動物產業會遭遇寒流遇到困難,但是長痛不如短痛,否則就會重蹈覆轍。


周洪宇指出,控制野生動物的交易是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措施,然而,野生動物保護法第27條僅加重了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交易和利用的限制,對于出售、利用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僅需提供合法來源即可,不利于野生動物的保護。


“建議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加強對野生動物交易、利用的管控。禁止網絡交易平臺、商品交易市場、集貿市場、超市等交易場所違法交易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周洪宇說。


將特殊舉措變為常態執行


2月3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生態環境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等10部委(局)聯合部署打擊野生動物違規交易專項執法行動。在疫情期間,全國實施最嚴厲的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場所野生動物轉運販賣,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


劉長秋認為,應當將“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轉變為常態執行。這是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全面從嚴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使立法的制度效能得到有力轉化,也才能體現制度的執行力,真正樹立起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權威。


“建議將其提到類似打擊醉駕的高度,這是維護法律權威和信用、使人們敬畏法律的需要,也是切實保護野生動物的需要。嚴厲打擊不是目的,但對于實現野生動物保護目標而言,嚴厲打擊是必須的。”劉長秋說。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金可可建議,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時,必須解決違法行為懲處過輕的問題,尤其是對于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至于懲治力度加大到什么程度,還需要進一步調查、考量。既要足以遏制違法行為,也要實現各種法益之間的協調。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張力認為,對于公共衛生安全風險的法律規制,可進一步升格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刑法等法律中的處罰力度,以此形成示范、牽引效應。

“要通過立法來擴大法律調整范圍,加大打擊和懲治亂捕濫食野生動物行為的力度。有了完善的法律,就要求執法要嚴。一方面,嚴格規范人工繁育利用行業;另一方面,嚴格保護自然狀態中的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朱啟臻說。(全媒體記者 蒲曉磊)

責任編輯:梁成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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